怀念老沈

王义遒

沈克琦先生比我大将近一轮，应当称他为“沈老”，我却总称他“老沈”。

1954年，我被老沈提前一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中抽调出来，突击学习两个月俄语，担任苏联物理教学专家В. А. 柯诺瓦洛夫教授的翻译。我译得不灵，经常出洋相，幸得他原谅。1956年，系里确定我赴苏联留学，先报了莫斯科大学高分辨率光谱学专业，后来发现光谱学手段已落后，就改学波谱学。1957年下半年，我到莫斯科大学后，想转学去波谱学很强的列宁格勒大学，于是给老沈打国际长途电话，征得他的首肯。1961年回国时，波谱学专业已划归无线电电子学系（今电子学系），我就落脚该系。不久，无线电系先去昌平分校，后又去了汉中分校，我和老沈自此音信阻隔。

1978年，学校决定撤销汉中分校。老沈说：“你们（教研室）还是回物理系来吧，你们是基础科学。”其他领导也同意。翌年春，我回到北京，因无线电系强烈反对未果。

我1985年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访问回来后，到学校行政部门工作，此时老沈已卸任校领导职务，去烟台大学任校长了。1990年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援建烟台大学的任务基本结束，成立了两校支援烟台大学建设委员会，我们又得以共事。他在烟台大学艰苦创业所做的贡献和烟大人对他工作精神的怀念，令我印象深刻。

2003年，我家搬进蓝旗营小区以后，我和老沈住得近了，见面机会自然也多了。在主编《北大物理九十年》和《北大物理百年》时，他问过我一些事情，更多的是我向他请教。我们都关心中国高等教育，见面就会发发感慨和议论。2014年初，北大、清华和南开大学三校组织物理尖子班学生去昆明做“寻梦西南联大物理营”活动，原本请老沈去讲话，但他年事已高，就让我代为前往；此后我又去讲了好几年。为了准备这个报告，他给我讲了许多西南联大的往事。

跟老沈接触六十多年，我自觉收获良多，最大感受是他的五个“非常”：

一是，非常富有正义感。他对反右派设圈套整人的做法深恶痛绝，愤懑不平。他认为“左”风愈演愈烈与一些人私心作怪有关，也为当年未能尽己所能而自责。

二是，非常无私磊落，一心为公。1955年，他本有机会搞业务、做研究，但领导要他当系主任助理，他就毫无怨言地全身心扑在系里行政工作上。此后，对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（CUSPEA）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的琐碎事务，他都自告奋勇，躬亲力行，以担当精神勉力工作。

三是，非常具有责任心。他做每一件事都尽心尽责，务求做到最好。他认为中学物理教材对人才培养有欠缺，就自己组织编写了一套；初建烟台大学时，方方面面遭遇困难，他更是竭尽全力去落实解决。

四是，非常细致务实。这是他办事极端负责的具体表现。在编写《北大物理九十年》时，他对三校（北大、清华和燕京大学）合并后我们年级（1955届）每个学生的来历都加以认真考证，弄个清楚、明白，不出错漏。这种考虑周密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现在很难见到了。

五是，非常惊人的记忆力。如果上面所说是指他的品德，那么他的好记性则是一种天生加磨练造就的特殊能力。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，如西南联大的情况，特别是人名，他都能清晰、准确地脱口而出，甚至一些数字也能精确复述。

老沈的这些品德和能力，我不可企及，只能仰慕！

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、原常务副校长

本文发表于《北京大学校报》第1587期第3版